县域经济“天花板”在哪里？这个5000亿之城打了个样******
中新网2月2日电 (中新财经记者 左宇坤)一座县级市的经济体量能跻身“大城市”行列，甚至超过一个西部省份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
近日，“最牛县级市”昆山再传捷报，成为全国首个GDP突破5000亿元的县级市。昆山牛在哪里？县域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，又是否有其他县级市能与昆山一决雌雄？
江苏昆山，一轮红月亮升起在慧聚寺上空升起，与寺塔相映成趣。 图片来源：ICphoto县域经济“天花板”有多高？
近来，全国各地陆续发布2022年经济成绩单。除了各省市之间你追我赶的激烈较量，一个县级市的表现也颇为亮眼。
据昆山市统计局消息，2022年昆山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5006.7亿元，按不变价格计算，比上年增长1.8%。全国首个GDP突破5000亿元的县级市诞生。
结合目前已公布的2022年31个省区市GDP数据看，青海GDP为3610.1亿元，西藏GDP为2132.6亿元，昆山已超越两者且与GDP为5069.6亿元的宁夏十分接近。
除了可与省份比肩，根据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《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》，江苏昆山已位列全国105个大城市之中。
自2005年昆山首次成为全国百强县之首后，便稳坐这一位置18年，近几年更是加速发展。数据显示，昆山分别于2014年、2019年跨越3000亿元、4000亿元新台阶，从3000亿元到4000亿元用时5年，而从4000亿元到5000亿元仅用了3年。
在昆山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，将新一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定为5%左右。1月29日的“新春第一会”上，昆山提出要加快复工复产，全力以赴帮助企业保用工、争订单、拓市场、稳增长，切实以首季“开门红”引领“全年胜”。
“小六子”何以逆袭霸榜十八年？
“不到园林，怎知春色如许？”身为“百戏之祖”昆曲发源地的昆山，正如昆曲传统剧目《牡丹亭》中所唱的一样，是座秀丽娇美的江南水乡。
总面积不足1000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200余万人的昆山，曾经由于工业基础薄弱，在江南这片富饶的土地中并不显眼。更是因为在当时苏州下辖的6个县中排名垫底，被称为“小六子”。
“小六子”逆袭的故事要从改革开放讲起。1984年起，昆山抓住机遇、奋起直追，靠着“艰苦创业、勇于创新、争先创优”的昆山之路，实现农转工、内转外的转型和崛起。
倚靠“最强地级市”苏州，接壤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上海，谈起昆山的发展，首先绕不开的就是其“接沪连苏”这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，被认为是昆山突破的基底。
“双城通勤人”林涛(化名)在上海工作，住在昆山花桥，这里是大量无法在上海落户或买房的人的最佳居住选择。
“我每天乘坐11号线通勤3个多小时，地铁承载着大量和我一样往返上海市中心与花桥的上班族。也有同住昆山的同事开车往返，每天来回高速120多公里。”在林涛看来，昆山撑起了众多年轻人梦想与现实的平衡点。
据苏州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消息，苏州轨交11号线预计6月开通运营，届时将在花桥站和上海地铁11号线无缝“牵手”。这也将进一步推动昆山融入上海大都市圈。
航拍苏州昆山花桥花溪公园。 泱波 摄与此同时，昆山还是大陆台商投资最活跃、台资企业最密集、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最频繁的地区之一。据统计，昆山实际经营的台资企业有3300多家，昆山地区生产总值的30%、工业总产值的40%、利用外资的50%、进出口总额的60%来自于台资企业贡献。
正如昆曲在与其他戏曲形式的融合中萌发新芽，昆山经济的发展之路同样离不开包容的气质。除了昆台融合，昆山也在加速创新链产业链的深度耦合发展。
“产业链优势是昆山吸引外资最大的底气，之所以昆山能够保持全球笔记本电脑‘三分天下有其一’的市场份额，就在于一直坚持‘缺什么招什么’，打造一条完整的产业链。”昆山市委书记周伟曾表示，昆山正在积极地构建新的智能终端产业链条，聚焦头部企业，给资源，保要素，为企业落户昆山创造一切有利条件。
不可忽视的县域力量
说到县域经济的领头羊，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同属江苏省，与昆山“双雄争霸”的江阴。
无锡代管的江阴截至目前尚未公布2022年GDP。以2021年的数据看，江阴该年GDP达到4580.33亿元，以167亿元的差距紧随2021年GDP为4748.06亿元的昆山之后，位居次席。
江阴北枕长江，南近太湖，地处苏锡常“金三角”的几何中心，历来为大江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和江海联运、江河换装的天然良港，工业实力首屈一指。
在2021年GDP十强县中位列第三的，同样是来自江苏省的张家港。此外，江苏苏州常熟市、江苏无锡宜兴市也跻身前十。
这几个已然有着地级市体量的强县也极大拉动了江苏经济发展。2022年，江苏省GDP首次迈入12万亿元新台阶，五年间跨越四个万亿元台阶，紧追广东。
县域经济对地区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。从强县云集的江苏、浙江、山东、福建等沿海省份持续发力，到湖北、河南、四川等内陆省份奋起直追，城镇化发展的道路上，更多“超级强县”不断出现。(完)
一题而三命意的《伶官传序》****** 作者：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分别在中开头、中间和结尾，出现了三处观点句，即： 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，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，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。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，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： 这篇文章是把“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”作为教训，说明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有其进步意义。 而陈必祥在《欧阳修散文选集》题解中论及此文时，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“全文的主旨”，把第二处称为“结论”，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“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”，是“扩大和深化了主题”。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，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。 不过，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，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，但更重要的，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：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：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，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“天命”，这是一篇的主干。其次，所谓“人事”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即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。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，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，认为第一处观点句“人事”是主干，后两处是“人事”的具体表现，大致体现出“总-分-分”这样的逻辑关系。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。 从逻辑分类看，后两处的观点，确实都属于“人事”的范畴。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“人事”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，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。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“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”中的“人事”毕竟没有具体内涵，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，提出了与“天命”相对的观点，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。也就是说，相对于纷繁复杂的“人事”来说，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，只是当作为与“天命”对等的一个概念，把传统的认同“天命”的观念也向“人事”有所转向，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。 也正因为“人事”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，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，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。其实，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，《旧五代史》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： 然得之孔劳，失之何速？岂不以骄于骤胜，逸于居安，忘栉沫之艰难，狥色禽之荒乐。外则伶人乱政，内则牝鸡司晨。靳吝货财，激六师之愤怨；征搜舆赋，竭万姓之脂膏。大臣无罪以获诛，众口吞声而避祸。夫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，矧咸有之，不亡何待！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，所谓“咸有之”，正说明了这一点。当然“伶官传序”似乎更突出其重点，所以在林林总总的“人事”中，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“忧劳”和“逸豫”这一组概念对比。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“人事”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。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，这里且举一事为例。 《新五代史》有记录说： 同光三年夏，霖雨不止，大水害民田，民多流死。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，思得高楼避暑。宦官进曰：“臣见长安全盛时，大明、兴庆宫楼阁百数。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。”庄宗曰：“吾富有天下，岂不能作一楼？”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。宦者曰“郭崇韬眉头不伸，常为租庸惜财用，陛下虽欲有作，其可得乎？”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：“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，虽祁寒盛暑，被甲跨马，不以为劳。今居深宫，荫广厦，不胜其热，何也？”崇韬对曰：“陛下昔以天下为心，今以一身为意，艰难逸豫，为虑不同，其势自然也。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，常如河上，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。”庄宗默然。终遣允平起楼，崇韬果切谏。宦官曰：“崇韬之第，无异皇居，安知陛下之热！”由是谗间愈入。 在这里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，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，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，而不听忠臣进谏、尽受小人蛊惑，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。《资治通鉴》也记录了这一史事，胡三省加注感叹说：“郭崇韬之言，其指明居养之移人，可谓婉切，其如帝不听何！” 此外，观点句中，“兴国”和“亡身”对举，“国”和“身”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，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“身死国灭”，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庄宗后来的“逸豫”事例斑斑可举，但文章从《尚书》中的“满招损谦受益”引出该文的观点句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。这样，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，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，也就是作为“序”而指向“伶官传”的特殊性，所谓“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。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，这第三处的观点句，就是微观了（尽管结尾的“岂独伶人也哉”一句，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）。 在以“宏观”“中观”和“微观”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，我们都是以“人事”为立论前提的。在这过程中，作者所谓的“虽曰天命”一句，似乎被抛到了一边。我们固然可以说，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，并没有完全否认“天命”的存在，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，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。我们没有意识到，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，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“天命”意识，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。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，无意中遗漏了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的后一句“自然之理也。”而这似乎从“人事”中逸出的，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、规律性之理，以颇为“自然”的方式出现，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。而这，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“天命”互为相通，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。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，认为是从“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”，也就是“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”。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，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，可以借助自然灾害，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，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，所谓“天谴事应”。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。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《新唐书》，就讨论了“天谴事应”的问题，并对此有所质疑。在“五行志”中，认为后世之人是在“曲说而妄意天”，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“著其灾异，而削其事应。”而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，正是从“天命”向“天理”过渡的桥梁。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（这被沟口雄三称为“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”）得到理解，成为一种规律时，认识到这种规律、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不过，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，不断重蹈覆辙时，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，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，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：“呜呼！” （作者单位：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） 大发购彩地图 |
